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白重恩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年会上表示，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由财政部门收的税并不算那么高，负担重的那一部分是社保缴费。

从财政的角度看经济增长的新动力。首先，经济投资简单分成两类，一类叫政府驱动的投资，一类是市场主导的投资。这两类的结构在我们的经济运行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当经济有下行压力的时候，我们为了保增长，要做财政刺激，做政府驱动的投资。当政府驱动的投资增加了以后，占用比较多的资源，使得要素价格上升，然后就会使得企业的盈利能力降低，因而挤出市场主导的投资。当政府主导的投资多了，就会影响整体的效率，造成整体效率下降。如果整体效率下降，就会带来经济下行进一步的压力，会形成这样一个恶性循环。

主要是因为，当基础设施很短缺的时候，我们是需要政府来做一些投资的。如果没有这些投资，没有足够的基础设施，企业的运行成本也会比较高，贸易成本也会比较高。但是现在投资到基础设施中得到的回报是越来越低，恶性循环就可能会发生。经济下行压力的时候，要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做很多的政府主导的投资。可以用政府的财力去降低税费，这也是积极的财政政策。

政府主导的投资作为主要的成分，如果降低税费，当税费降低了，企业盈利能力增加，企业的投资积极性提升，就会诱导更多的市场主导的投资。如果市场主导的投资多了，政府主导的投资少了，整体效率就上升，所以这个循环就打破了。当整体效率上升了，经济下行的压力就减缓了，我们就走出了这样一个循环。

因此关键就是面临经济下行压力的时候，我们的积极财政政策到底是以政府主导的投资作为主要的成分还是降低税费起更大的作用，这就要看税费是不是负担比较重，如果税费负担比较重，我们应该从哪方面入手来降低税费?

世界银行发布的营商环境报告对各个国家的营商环境做评估。白重恩据此表示，在税负维度上，中国在190个经济体中排第131位，而在2012年这个排名是122位。这说明我们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我们税负的负担对企业来说确实是比较重的。

按照世界银行的数据，在不含增值税的情况下，中国企业的税费包括所得税，包括其他的税，包括社保缴费，是68%。而美国是44%，瑞典是49%，德国是49%，印度是61%，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平均值是34。

白重恩分析称，在世界银行的数据中，把这些税费分成两大类，一类是跟社保相关的税，一类是其他的税。我们社保缴费占企业盈利的49%，其他的税（不含增值税）占的比重只有20%。再看社保缴费在国际上的情况，美国是10%，在福利好的西方国家，比如瑞典则是35%。

白重恩指出，我们社保缴费占企业盈利的成分是非常非常高的一个比重，而其他的税，如果我们不考虑增值税，其他的税其实中国的税负并不是那么高。如果把增值税算进去的话，我们其他的税的负担大概是38%。但是其他国家也有，比如瑞典的增值税是25%，德国增值税19%，印度增值税12.5%，我们增值税17%。如果我们仅看税，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由财政部门收的税并不算那么高，负担重的那一部分是社保缴费。

我们的税收和费用加起来，税负是很重的，但是其中最重的是社保缴费那一部分。

白重恩建议，政府资产的使用转向，现在是用政府的资产把它装到融资平台中，用资产做资本，去借钱，借了钱去投资。如果政府资产的使用受到了约束，这种投资就一定程度上受到约束。如果加强对资产负债表的考核，加强对投资绩效的考核，是可以加强政府资产管理，可以适当减少投资的冲动。同时用政府的资产来支持社会保障，就可以降低社会保障的缴费率，从而降低企业的负担。政府资产更好的使用，从支持投资到支持社保是一个一举两得的事，对于我们改善恶性循环是至关重要的。

，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由财政部门收的税并不算那么高，负担重的那一部分是社保缴费。

从财政的角度看经济增长的新动力。首先，经济投资简单分成两类，一类叫政府驱动的投资，一类是市场主导的投资。这两类的结构在我们的经济运行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当经济有下行压力的时候，我们为了保增长，要做财政刺激，做政府驱动的投资。当政府驱动的投资增加了以后，占用比较多的资源，使得要素价格上升，然后就会使得企业的盈利能力降低，因而挤出市场主导的投资。当政府主导的投资多了，就会影响整体的效率，造成整体效率下降。如果整体效率下降，就会带来经济下行进一步的压力，会形成这样一个恶性循环。

主要是因为，当基础设施很短缺的时候，我们是需要政府来做一些投资的。如果没有这些投资，没有足够的基础设施，企业的运行成本也会比较高，贸易成本也会比较高。但是现在投资到基础设施中得到的回报是越来越低，恶性循环就可能会发生。经济下行压力的时候，要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做很多的政府主导的投资。可以用政府的财力去降低税费，这也是积极的财政政策。

政府主导的投资作为主要的成分，如果降低税费，当税费降低了，企业盈利能力增加，企业的投资积极性提升，就会诱导更多的市场主导的投资。如果市场主导的投资多了，政府主导的投资少了，整体效率就上升，所以这个循环就打破了。当整体效率上升了，经济下行的压力就减缓了，我们就走出了这样一个循环。

因此关键就是面临经济下行压力的时候，我们的积极财政政策到底是以政府主导的投资作为主要的成分还是降低税费起更大的作用，这就要看税费是不是负担比较重，如果税费负担比较重，我们应该从哪方面入手来降低税费?

世界银行发布的营商环境报告对各个国家的营商环境做评估。白重恩据此表示，在税负维度上，中国在190个经济体中排第131位，而在2012年这个排名是122位。这说明我们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我们税负的负担对企业来说确实是比较重的。

按照世界银行的数据，在不含增值税的情况下，中国企业的税费包括所得税，包括其他的税，包括社保缴费，是68%。而美国是44%，瑞典是49%，德国是49%，印度是61%，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平均值是34。

白重恩分析称，在世界银行的数据中，把这些税费分成两大类，一类是跟社保相关的税，一类是其他的税。我们社保缴费占企业盈利的49%，其他的税（不含增值税）占的比重只有20%。再看社保缴费在国际上的情况，美国是10%，在福利好的西方国家，比如瑞典则是35%。

白重恩指出，我们社保缴费占企业盈利的成分是非常非常高的一个比重，而其他的税，如果我们不考虑增值税，其他的税其实中国的税负并不是那么高。如果把增值税算进去的话，我们其他的税的负担大概是38%。但是其他国家也有，比如瑞典的增值税是25%，德国增值税19%，印度增值税12.5%，我们增值税17%。如果我们仅看税，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由财政部门收的税并不算那么高，负担重的那一部分是社保缴费。

我们的税收和费用加起来，税负是很重的，但是其中最重的是社保缴费那一部分。

白重恩建议，政府资产的使用转向，现在是用政府的资产把它装到融资平台中，用资产做资本，去借钱，借了钱去投资。如果政府资产的使用受到了约束，这种投资就一定程度上受到约束。如果加强对资产负债表的考核，加强对投资绩效的考核，是可以加强政府资产管理，可以适当减少投资的冲动。同时用政府的资产来支持社会保障，就可以降低社会保障的缴费率，从而降低企业的负担。政府资产更好的使用，从支持投资到支持社保是一个一举两得的事，对于我们改善恶性循环是至关重要的。